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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案之情

作者:阎连科 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

一张条案告诉我:有的人一见他,你就会自卑;有的人一见他,你就会自傲。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,每每见到,都让我局促不安,感到自己的矮小无知。

称他们叔叔阿姨,我有些攀亲附高,可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笃甚,又觉称其先生老师,似乎远疏散淡,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。究竟起来,我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。她居法国生活二十年,在那博士毕业之后,就留在巴黎繁忙,其工作之一项,是在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策划。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同道,终于成了可以递心坦诚的朋友,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充做客人,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学者资中筠阿姨。

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,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,每次和她相处———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,也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,有着正气之凛然,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,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。对于陈乐民叔叔,并未那么具体熟悉,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,英语、法语都极为练精,关于欧洲政治、外交、文化的著作,洋洋洒洒,约有十几卷。还有,就是他在他家陕窄的客厅里,坐在轮椅上,瘦削、洁净、沉稳的面容,总让人觉得,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,固定在了牢笼般的空间里,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,锯去双腿后,让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。

第一次见他时,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,必须每周两次频繁往复于医院透析。这样十年之后,仿佛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,每三天一次,去上帝那儿求得一些吝啬的日月,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,好和书籍、笔墨交流对话。史铁生也是这样的生活———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。和史铁生相处交流,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。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,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,而是世界。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;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。孰重孰轻,孰多孰少,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,谁长得更好,更为有用一样。

有一次,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,扶他上车、下车间,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,脸上平静淡然,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,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:“变化这么快,难说是好事坏事。”他的语调轻缓,近于自语,但从他的语句中,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。也就是那次透析,我与资阿姨约好,等大家合适的时候,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,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。因为,他们终于搬了家。

终于,她家两三处的碎房兑换成了一套大舍。所谓的大舍,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,有四间卧室,一个大厅。这对中国最为硬骨气节的知识分子,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,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。

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,似与农民之于土地一样。他们一生研究、著述、翻译,家里却从来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;一生思考这个世界的境遇,却永远都在拥挤屈身的斗室之间。现在,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书房。尤其那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厅,虽然摆上餐桌、沙发和一排书架之后,并未显得宽敞到天南地北,但在那客厅,已难离轮椅的陈叔叔,却也有了一条轮椅的通道。

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。为书架、多宝格、电视柜摆在那儿更为节余空间并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讨论,并为可以满足各自一生并未显得不可或缺、但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的愿念而感谢世界。

资阿姨把她那总是处于角落的旧钢琴处理加价,换了一台新的钢琴。陈叔叔希望能有一宽敞的写字台,让他摆上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。而且对这写字台的要求,不是老板桌的现代式样,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。

这样,我们就相约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。

那是十月的一天。一家挨一家仿旧的家具店铺,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。我知道,陈叔叔是非常“西化”的学者,对欧洲文化之通达,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条理。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走转时,他的神情一直兴奋光彩,步履轻便,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。我们看书架,看书桌,算计新居空间的尺寸和家具大小的搭配吻合。整整在那条街上逛有两三个小时,虽然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,没有买到恰如其分的书桌,但把理想压缩之后,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的条案。且最为重要的,不仅是条案桌子,而且还有资阿姨望着陈叔叔不常有的轻便脚步,有些激动地说道:“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兴奋过了,好多年没有到外边走过这么多的路了。”

1958年的陈乐民和资中筠

那一天,我在陈叔叔的身后,就像一个不会写作业的孩子,跟在一个并不教小学的大学者的后边,虽不敢多问一句有关学问的问题,却是体会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,为什么又那么热爱传统,通达国学。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、绘画,可以把自己的余生,放在国学及书法和国画上去。

“治西学者不谙国学,则漂浮无根;治国学而不懂西学,则眼界不开。”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,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达通的人,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,才能写出《文心文事》、《学海岸边》、《临窗碎墨》、《春泥集》、《陈乐民徜徉集》(三卷)等那些以西见认识中国,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、厚重的书籍。而如我这样号称为作家,有一大堆故事、文字的人,在他和他的学识与对中国与世界的见解面前,只有羞愧和沉默。

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,回到家里,陈叔叔再次病倒了。为了让他从医院出来,在新居家里看到新舍、新置,也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,资阿姨从往返家与医院的空间,把看上的书架、饭桌等旧式家具,都尽快地运回摆好。自然,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悦,我们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,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,不由贵贱分说地买将回去,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,得体安静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,病愈之后,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写字、绘画,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。

条案如期所愿地摆在了那儿,而它的主人———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,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。他既没有在那条案上摆下砚台,握着毛笔,写一个书法汉字,也没有在那条案上铺开宣纸,创作一草半鸟,一隅诗界画世,更没有在那儿写出一篇他满腹中西经纶的思考文章。甚至说,他很快住进重症的监护室里,就是亲人也不能接触言语,结果是,他连生前终于拥有了一张期待的条案也不曾知道。

2008年的12月27日,陈叔叔默然地去了。

现在,在那张他生命的最后终于拥有的那张可以书写、绘画的条案上,摆了他的遗像、骨灰和笔墨。一个少有的西学专家,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在了一起。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,对西方、东方的认识与理解,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,舒展与未来。而留在条案上和周围空白、清寂的疼痛,则每天每时,都在言说、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、表达的渴望和无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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